第一一七章 大暑 (第2/2页)
　　
　　“好。”
　　
　　从船厂出来，天已经快黑了。河生开着车，收音机开着，放着一首老歌。他跟着哼了几句，还是走调。
　　
　　大暑的第五天，河生去了一趟周老师的墓地。不是清明，不是忌日，他就是想去看看。大暑了，他想去告诉周老师一声。墓地在青浦，坐地铁换公交，将近两个小时。他背着一个旧帆布包，里面放着一束黄菊花、一瓶矿泉水、一块抹布。包带已经磨得起毛了，他也没换。天太热了，他出门前灌了一大壶凉茶，灌的时候洒了一些在灶台上，林雨燕拿抹布擦了，没说他。
　　
　　墓碑还是老样子，黑色的大理石，刻着周老师的名字和生卒年月。碑前的石台上落了一层灰，还多了几片枯叶，大概是春天落下的，一直没有人来扫。他蹲下来，先用抹布把墓碑仔细擦了一遍，碑面上的灰尘被一点点抹去，黑色的石头慢慢露出本来的光泽，能照出他花白的头发和深深的皱纹。然后从包里拿出那束黄菊花，放在碑前。菊花的花瓣在大暑的风中轻轻颤动，像一个人在点头，又像是在喘气。天太热了，花也蔫得快，才从花店拿出来不久，边缘就开始发软了。
　　
　　“周老师，我来看您了。大暑了，夏天热了，您在那边也好吧？溪溪的电影上映了，方叔叔看了，说好。观众也看了，说好。您要是在，一定也这么说。您教她写字，教她做人。您说过，字如其人，人如其字。溪溪的字写得好，人也做得好。随您。方叔叔的字也写好了，他写了一幅‘大暑清凉’给我，挂在我书房墙上，就在您的‘天道酬勤’旁边。您看看，他的字有您几分味道了。”
　　
　　他蹲了很久，腿有些麻，太阳晒在后背上，衣服湿了一大片。他干脆在碑前的石阶上坐下来。石阶被夏天的太阳晒得滚烫，隔着裤子的布都能感觉到那股热。他拿出保温杯，拧开盖子喝了一口水。水不烫了，温吞吞的，刚好入口。他喝了两口，把盖子拧紧，又放回包里。
　　
　　“周老师，您走了以后，我每年春天还买龙井。没人喝了，我自己喝。您教我的那些东西，我都记着。字如其人，人如其字。您的话，我记了一辈子。我今年五十七了，还能写多久不知道。可我能写一天就写一天。写到写不动为止。”
　　
　　他站起来，拍了拍膝盖上的灰。阳光从松柏间漏下来，在地上投下稀疏的光影。远处有鸟在叫，声音脆生生的，像是黄鹂，又像是画眉。他分不清，他也不在意。只要是鸟叫，就好听。天太热了，鸟也叫得有一搭没一搭的，像是懒得多费力气。
　　
　　“周老师，我走了。下次再来看您。您保重。大暑了，您那边要是也热，就找个凉快地方待着。别晒着。”
　　
　　风吹过松柏，发出低沉的声音，像有人在轻轻地答应他。河生走出几步，又回头看了一眼。菊花的花瓣在风中轻轻摆动，阳光照在上面，黄得发亮，可已经有些蔫了，边缘卷了起来。
　　
　　大暑的第六天，河生坐在书房里，翻看方卫国写的那本《大暑笔记》。方卫国在扉页上写着：“河生，这是我去年夏天写的随笔，集起来印了几本，送你一本。不是什么正经书，就是写着玩。你闲着没事翻翻。天热了，多喝水，少出门，别中暑。你那个人，一辈子不拿自己当回事。你嫂子骂你，你听着。她不骂了，你也不听了。”
　　
　　河生翻开第一页，方卫国写的是大暑。
　　
　　“大暑，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。大暑大暑，上蒸下煮。热，热得人不想动。可我还是要动。不动，就锈了。人跟机器一样，不动就锈。我写了二十多年，写了一辈子。我还想写下去。写到写不动为止。河生，你也是。你不造船了，可你还能写字。你每天写字，我每天写字。咱俩一起写。写到写不动为止。”
　　
　　河生看着这段话，眼眶有些湿。他把那本小册子放在书桌上，压在玻璃板底下，抬头就能看见。方卫国写字丑，可他写的东西，总能戳到人心里最软的地方。就像年轻时候他在黄河大堤上迎着风喊的那句“河生！你等等我！你跑那么快干什么！”那句话没有什么文采，可河生记了一辈子。从十七岁记到五十七岁，记了整整四十年。
　　
　　大暑的第七天，河生收到了陈溪从北京寄来的一张照片。照片上是方卫国，坐在他北京的书房里，背后是一面墙的书架，书架上整整齐齐地排着他写的那些书——《大河之子》《大河奔流》《大河入海》《大河归海》《大河远航》《大河之根》《大河之魂》《大河之源》《大河之梦》《大河新航》《大河笔记》……十几本，从薄到厚，从新到旧，从封面鲜艳到书脊褪色。方卫国坐在书桌前，手里拿着一支笔，正对着镜头笑。他的头发全白了，脸上的皱纹像干裂的黄土地，可他笑得开心。
　　
　　照片背面是陈溪的字迹：“爸，方叔叔说他想您了。他说等凉快了就来上海看您。他说他写不动了，可是他又写了一本新书，叫《大暑笔记》，已经印出来了，给您寄了一本。他说这本书可能是他最后一本书了。他说他写够了。”
　　
　　河生看着那几行字，看了很久。他把照片放在书桌上，压在玻璃板底下。每天都能看到，每天都能看到方卫国坐在书桌前写字的样子。那间书房他去过，不大，到处堆着书，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。方卫国不让他收拾，说收拾了就找不着东西了。
　　
　　大暑的第八天，河生给方卫国打了个电话。电话响了好几声才接，方卫国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，可还是带着笑。
　　
　　“卫国，照片收到了。”
　　
　　“收到了就好。我老了，不好看了。头发白了，脸上的皱纹多了，像个干瘪的老头。你别看了，看了难受。”
　　
　　“不难受。好看。你年轻时候好看，老了也好看。你坐在书桌前写字的样子，最好看。”
　　
　　方卫国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。“河生，你这个人，一辈子不会说好听的。你说好看，就是好看。你说我坐在书桌前写字的样子最好看，就是最好看。我信你。”
　　
　　“嗯。”
　　
　　“河生，大暑了，夏天快过完了。”
　　
　　“快过完了。”
　　
　　“日子过得真快。咱俩认识那年，也是大暑。1985年，大暑，咱俩在黄河边跑步。你跑不过我，我每次都等你。你喘得跟牛似的，我笑你。你不服气，说下次一定要超过我。你一次也没超过。你一辈子没超过我。”
　　
　　“你腿长。我腿短。我跑不过你。”
　　
　　“你腿短，可你走得远。你从黄河边走到上海，从上海走到航母上，从航母上走到全世界。你走得比我远。”
　　
　　河生没有说话。方卫国也没有说话。两个老人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。
　　
　　“河生，你在听吗？”
　　
　　“在听。”
　　
　　“你怎么不说话了？跟你说话，跟对着一堵墙说话一样。”
　　
　　“墙不会答应你。我会。”
　　
　　方卫国在电话那头笑了。“你说过这句话。上次说过。上上次也说过。上上上次也说过。你说过好多遍了。”
　　
　　“我记着呢。你每次说，我都记着。你说的每一句话，我都记着。”
　　
　　大暑的第九天，河生收到了大哥寄来的一封信。信封上贴着邮票，盖着老家的邮戳。他拆开，里面是一张照片和一张信纸。照片上是枣树，枝头的小枣红了大半，红彤彤的，亮晶晶的，在深绿色的叶子中间像一颗颗红玛瑙。大哥站在枣树下，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，笑得很开心。他的牙齿又掉了一颗，门牙旁边的黑洞还在，可他笑得更开了，一点都不遮掩。
　　
　　信纸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：“河生，枣红了。我给你留着。你啥时候回来？”
　　
　　河生把那几行字看了很久。大哥不识字，这信是请人代写的。可那些话，是大哥自己的。大哥不会说“红彤彤的，亮晶晶的”这样的话，大哥只会说“红了”。可代写的人替他说了，说得比他自己还好。他把照片放在书桌上，压在玻璃板底下。每天都能看到，每天都能看到大哥站在枣树下的样子，看到那棵比他年纪还大的老枣树，枝头挂满了红彤彤的枣。
　　
　　晚上，河生给大哥打了个电话。
　　
　　“哥，枣红了？”
　　
　　“红了。我给你留着。你啥时候回来？树上的枣不多了，鸟天天来吃，你再不回来，就让鸟吃光了。”
　　
　　“鸟吃就鸟吃。它们也活了一夏天了，该尝尝甜的了。”
　　
　　大哥在电话那头笑了。“你这个人，一辈子不会过日子。枣是留着给你吃的，不是给鸟吃的。鸟有虫子吃，不用吃枣。”
　　
　　“鸟吃几颗，不碍事。”
　　
　　“碍事。鸟吃一颗，你就少吃一颗。你少吃一颗，我就少一颗。”
　　
　　河生的眼泪流了下来。
　　
　　“哥，等过了八月十五，我就回去看你。”
　　
　　“好。我等你。枣红了，我给你留着。”
　　
　　挂了电话，河生站在窗前。窗外的石榴树，小小的果子又大了一圈，青青的，泛着红晕。大暑快过完了，立秋快来了。夏天快过完了，可他心里还是热的。德顺爷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来，不是从铜铃里，是从记忆深处，从黄河边，从那个回不去的夏天——“河生，你去吧，去远一点的地方。”
　　
　　他去了。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。可他从来没有忘记回来。铜铃一响，他就知道家在哪儿。根在哪儿。德顺爷的声音一响，他也知道。那是回家的声音。